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📋 赛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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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比赛分析】
北京时间10月29日，CBA常规赛第四轮，北京103-97力克山西，北京取得开季四连胜。
山西（1-3）：原帅29分7篮板、赖特18分11篮板4助攻、张宁16分3篮板4助攻、邢志强10分11篮板
北京（4-0）：利夫20分10篮板、范子铭19分8篮板、曾凡博16分5篮板2助攻2抢断、埃文斯12分7篮板6助攻、方硕11分8助攻
首节比赛，范子铭率领北京打出16-5的完美开局，山西进攻状态一般，北京领先8分结束第一节。第二节，范子铭率队再次将分差拉大到两位数，山西外线连续命中三分打出一波16-2的高潮追平比分。第三节，双方陷入胶着，北京领先5分进入最后一节。末节，北京再度将分差拉大到两位数，原帅率领山西不断追分，北京牢牢掌握主动权。最终，北京103-97力克山西。
（修楚）
【球队数据】
撰稿/寒冰 随着18强赛战罢，有关国足亚洲定位的讨论成为热议。关于中国足球的亚洲定位，此前最著名的是1997年10强赛后，原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提出的“亚洲二流”论，该言论曾引起过轩然大波。28年过去了，今年6月11日央视发布了深度系列报道《和中国足球对话》第一期节目，其中涉及去年9月国足18强赛客场0比7惨败日本后，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在珠海的座谈会上指出国足已沦为“亚洲三四流”的一幕。
以2022和2026世界杯周期为标准，国足在亚洲的定位原本应该比28年前更有优势：2022年世界杯实力强于国足的卡塔尔不占亚洲出线名额，2026年世界杯亚洲出线名额翻倍达8.5个。2019和2024年亚洲杯扩军到24队，和1992年（8队）、1996年（12队）不可同日而语。2019年亚洲杯国足虽进8强，但只赢了世界排名更低的吉尔吉斯斯坦、菲律宾和泰国，遇到亚洲一流的韩国和伊朗立刻被打回原形。2024年初亚洲杯，国足小组赛2平1负且零进球出局，名次（第18位）、积分（2分）、胜场数（0）和进球数（0）均创历史新低。
扩军后的亚洲杯和世界杯亚洲区最后阶段小组赛，对亚洲足球的“分流”定位有更广泛也更真实的参考意义。两届亚洲区预选赛均能直接出线的日本、韩国、伊朗，与直接出线和进附加赛各1次的澳大利亚、沙特处于第一梯队，这次直接出线的乌兹别克斯坦基本加入第一梯队；蝉联亚洲杯冠军并进入附加赛的卡塔尔，亚洲杯亚军和这次直接出线的约旦，两次积分都在国足之上的阿联酋、伊拉克、阿曼，以及18强赛黑马印尼处于第二梯队；被淘汰的巴勒斯坦、国足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巴林、科威特、朝鲜，以及未能进入18强赛的叙利亚、泰国、越南和同样依靠疯狂归化实力大增的马来西亚，组成了庞大的第三梯队。
国足跌入亚洲三流最直接的标志，就是正式比赛对第一梯队的球队几无获胜可能，对第二梯队球队获胜概率极低，对第三梯队球队没有必胜把握，胜负常在一念之间。2022年7月开始的2026年世界杯周期，即便算上热身赛，国足与上述亚洲前两个梯队的球队共计交手13次仅取得1胜，就是去年主场战胜黑马印尼，但今年6月在雅加达输给对手足以证明国足在面对该级别球队时没有把握。
卡塔尔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沙特、伊拉克都在1400分区间，约旦、阿联酋接近1400分，均处于第二梯队。这6队世界排名都在50~70位之间，最高的卡塔尔（第53位）领先最低的阿联酋13位，而阿联酋领先身后的亚洲球队阿曼也是13位（阿联酋领先阿曼超过65分），从积分到排名均形成非常突出的梯队“分流”断层。
大赛成绩很糟糕
2022年世界杯12强赛，国足10战只赢了垫底的越南，6分排名12强第11位也仅好于越南。这是1998年世界杯亚洲区最后阶段小组赛以来，国足在积分、总排名、净胜球三方面的最差成绩。2026年18强赛参赛队数量增加50%，国足赢了3场但总排名跌到第14位，总排名、输球场次（7场）和失球数（20个）均创球队参加该赛事以来的新低。
积分刚超过1300分的阿曼又领先巴林接近50分，世界排名领先11位，成为第二和第三梯队之间的分水岭。巴林、叙利亚、国足、巴勒斯坦、泰国、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积分都在1200分之间，7队世界排名差距只有14位，可以被视为第三梯队。但身后的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和朝鲜积分都在1100分区间，上升势头明显，第三梯队球队与他们之间比赛并无明显优势。
18强赛国足排名第14位，与积分在20分上下的日本、伊朗、韩国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澳大利亚有数量级的差距，与黑马约旦（16分）、阿联酋、伊拉克（15分）、卡塔尔和沙特（13分）差距明显，还排在印尼（12分）、阿曼（11分）、巴勒斯坦（10分）之后。仅18强赛的成绩就已形成明显的三个梯队，国足处于事实上的亚洲三流。
国家队亚洲定位的标准非常简单：两个世界杯周期内球队在亚洲正式比赛的表现，与其他亚洲球队的同周期对比。何慧娴提出中国“亚洲二流”论时，国足正处于1998年世界杯周期。1994和1998年两个世界杯周期内，国足在1992年亚洲杯虽获季军，但在那届比赛的常规时间内5战仅1胜；1996年亚洲杯国足4战1胜排名第8，是自1976年首次参加亚洲杯以来的最差战绩；1993年世预赛国足无缘六强赛，1997年十强赛3胜2平3负排名第3无缘附加赛。当时国足已无法在正式大赛战胜韩国、日本和伊朗，两个世界杯周期内与沙特对阵6次仅胜1场，处于明显下风。两届世界杯预选赛均排名前3位的韩国、日本、沙特，以及对国足优势巨大的伊朗队形成亚洲第一梯队，国足“二流”论符合客观现实。
2018年7月开始启用的世界排名系统，也可作为亚洲足球“分流”的直观参考。最新世界排名积分，日本、伊朗、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在1500分以上，领先第5名卡塔尔积分优势接近120分。这四队世界排名都在前25名之内，领先第5名卡塔尔至少29名。包括卡塔尔在内，其余亚洲球队都在50名之外，日韩伊澳在亚洲是绝对的第一梯队。
亚洲三流都不稳
综合国足在最近两个世界杯周期亚洲正式赛事的表现，以及与其他国家队的成绩对比来看，国足在亚洲的确是三四流，甚至亚洲三流都未必能稳坐。
无论是最近两个世界杯周期的大赛成绩、与前两个梯队球队的对阵成绩，还是世界排名积分和名次，如今的国足都是亚洲三流，甚至连亚洲三流都未必能稳住。
【历史交锋】
北京时间6月30日8:00，美洲杯小组赛第3轮，凭借劳塔罗的梅开二度，阿根廷2-0完胜秘鲁。
国米前锋劳塔罗在本届美洲杯的表现十分抢眼，包括本场比赛的2粒进球在内，他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全部进球，共计打进4球。
根据数据网站统计，劳塔罗就此成为史上第3名在美洲杯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全部进球的球员，另外两位是万乔普和阿里斯蒂扎巴尔。
（Echo）
【球员介绍】
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，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。
对于媒体的问询，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“姚主席在单位呢”，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：“别听那些，谣言！”
前男篮教练、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：“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，他跟队时间最长，对训练、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，很内行，我对他很有信心。”
说这话时，是男篮兵败之后，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，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，暗指的就是姚明。
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，推广小篮球项目，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；
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、工资帽制度、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，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，避免少数球队垄断，促进联赛整体繁荣；
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，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，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，难免碰壁。
一方面，主抓国家队成绩，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也许抓好国家队，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。反之，则会……
比如“双国家队模式”的尝试，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；
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，但在篮球圈里，根本没人信。
所以，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，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，未能挽狂澜于既倒，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。
其实在姚明上任前，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。
在任上，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管办分离的改革，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，依然“中途半端”，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，似乎有了争议。
例如体教结合、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。可惜，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，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。
在姚李上任之初，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，很多人认为，李金生的使命，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，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，让篮协去行政化，真正迈向职业化。
2017年姚明上任时，总局下发《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篮管中心的“业务”职责移交给篮协，舆论一度欢呼这是“脱钩”了。
而在2017年前后，改革的大方向是：管办分离，改变行政体育思路，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不过，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，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，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。
李金生是科班出身，北京体育学院毕业，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，当过中国男篮领队、竞赛部主任等，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。
当然，有时候，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。
在男篮输给菲律宾，无缘奥运会后，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：“承担责任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我辞职回家，杭州离上海也近；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（改革）”。
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，密集推出的时间点，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，而中后期的姚主席，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。
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，至今已有7年，他上任之初，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，而当时的大环境，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。
换句话说，摸石头过河的同时，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，一旦改革效果不好，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。
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：中国篮球改革“需要一场大手术，而不是小修小补”，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，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：大手术在哪儿？
举个例子，同在2017年，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（于前一年撤编），足协与总局在“形式上”脱钩，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。
同在2017年初，李金生接替信兰成，成为篮管中心主任，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，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。
可也许更该提出的，是这样一个问题：
当然，至于后来“脱钩不脱离”的名言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所以，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，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？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，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，甚至被收回？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。
姚明任期内，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（2018/202），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，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。女篮方面，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，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。
有这样一句话，在时代大势面前，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。
在中国体育圈，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。足管中心早早撤销，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，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。
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，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？该怎么做？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”
但时至今日，在重大决策时，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。篮管中心的高层，兼任篮协副主席，既是协助姚明工作，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，可谓“既是副手，也是上级”。
姚明上任一年后，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，“姚李搭档”只存在了一年。
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，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。
也许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姚主席是技术官僚，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过去，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（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）和项目协会（例如足协、篮协），通常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，管办不分、政事不分。
现在看来，当一条路走不通，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，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。
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——国家队成绩——的滑坡，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。
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，更像是“小修小补”，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，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，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，能够说了算的吗？
而要走好这一步，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，比如姚明。
姚明出任篮协主席，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。那个时候，姚李组合的出现，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。在当时，“去行政化”是整体改革方向。
众说纷纭，至于事态如何发展，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。
2014年仁川亚运会，中国男篮排名第5，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；2017年男篮亚洲杯，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，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。
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，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，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。
在姚主席上任时，李金生说：“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，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，他干事很钻研，当篮协主席很合适，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”
但也有消息源披露，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，而临时接替他的，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。
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。（李普利）
【比赛分析】
北京时间10月29日，CBA常规赛第四轮，北京103-97力克山西，北京取得开季四连胜。
山西（1-3）：原帅29分7篮板、赖特18分11篮板4助攻、张宁16分3篮板4助攻、邢志强10分11篮板
北京（4-0）：利夫20分10篮板、范子铭19分8篮板、曾凡博16分5篮板2助攻2抢断、埃文斯12分7篮板6助攻、方硕11分8助攻
首节比赛，范子铭率领北京打出16-5的完美开局，山西进攻状态一般，北京领先8分结束第一节。第二节，范子铭率队再次将分差拉大到两位数，山西外线连续命中三分打出一波16-2的高潮追平比分。第三节，双方陷入胶着，北京领先5分进入最后一节。末节，北京再度将分差拉大到两位数，原帅率领山西不断追分，北京牢牢掌握主动权。最终，北京103-97力克山西。
（修楚）
【球队数据】
撰稿/寒冰 随着18强赛战罢，有关国足亚洲定位的讨论成为热议。关于中国足球的亚洲定位，此前最著名的是1997年10强赛后，原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提出的“亚洲二流”论，该言论曾引起过轩然大波。28年过去了，今年6月11日央视发布了深度系列报道《和中国足球对话》第一期节目，其中涉及去年9月国足18强赛客场0比7惨败日本后，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在珠海的座谈会上指出国足已沦为“亚洲三四流”的一幕。
以2022和2026世界杯周期为标准，国足在亚洲的定位原本应该比28年前更有优势：2022年世界杯实力强于国足的卡塔尔不占亚洲出线名额，2026年世界杯亚洲出线名额翻倍达8.5个。2019和2024年亚洲杯扩军到24队，和1992年（8队）、1996年（12队）不可同日而语。2019年亚洲杯国足虽进8强，但只赢了世界排名更低的吉尔吉斯斯坦、菲律宾和泰国，遇到亚洲一流的韩国和伊朗立刻被打回原形。2024年初亚洲杯，国足小组赛2平1负且零进球出局，名次（第18位）、积分（2分）、胜场数（0）和进球数（0）均创历史新低。
扩军后的亚洲杯和世界杯亚洲区最后阶段小组赛，对亚洲足球的“分流”定位有更广泛也更真实的参考意义。两届亚洲区预选赛均能直接出线的日本、韩国、伊朗，与直接出线和进附加赛各1次的澳大利亚、沙特处于第一梯队，这次直接出线的乌兹别克斯坦基本加入第一梯队；蝉联亚洲杯冠军并进入附加赛的卡塔尔，亚洲杯亚军和这次直接出线的约旦，两次积分都在国足之上的阿联酋、伊拉克、阿曼，以及18强赛黑马印尼处于第二梯队；被淘汰的巴勒斯坦、国足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巴林、科威特、朝鲜，以及未能进入18强赛的叙利亚、泰国、越南和同样依靠疯狂归化实力大增的马来西亚，组成了庞大的第三梯队。
国足跌入亚洲三流最直接的标志，就是正式比赛对第一梯队的球队几无获胜可能，对第二梯队球队获胜概率极低，对第三梯队球队没有必胜把握，胜负常在一念之间。2022年7月开始的2026年世界杯周期，即便算上热身赛，国足与上述亚洲前两个梯队的球队共计交手13次仅取得1胜，就是去年主场战胜黑马印尼，但今年6月在雅加达输给对手足以证明国足在面对该级别球队时没有把握。
卡塔尔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沙特、伊拉克都在1400分区间，约旦、阿联酋接近1400分，均处于第二梯队。这6队世界排名都在50~70位之间，最高的卡塔尔（第53位）领先最低的阿联酋13位，而阿联酋领先身后的亚洲球队阿曼也是13位（阿联酋领先阿曼超过65分），从积分到排名均形成非常突出的梯队“分流”断层。
大赛成绩很糟糕
2022年世界杯12强赛，国足10战只赢了垫底的越南，6分排名12强第11位也仅好于越南。这是1998年世界杯亚洲区最后阶段小组赛以来，国足在积分、总排名、净胜球三方面的最差成绩。2026年18强赛参赛队数量增加50%，国足赢了3场但总排名跌到第14位，总排名、输球场次（7场）和失球数（20个）均创球队参加该赛事以来的新低。
积分刚超过1300分的阿曼又领先巴林接近50分，世界排名领先11位，成为第二和第三梯队之间的分水岭。巴林、叙利亚、国足、巴勒斯坦、泰国、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积分都在1200分之间，7队世界排名差距只有14位，可以被视为第三梯队。但身后的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和朝鲜积分都在1100分区间，上升势头明显，第三梯队球队与他们之间比赛并无明显优势。
18强赛国足排名第14位，与积分在20分上下的日本、伊朗、韩国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澳大利亚有数量级的差距，与黑马约旦（16分）、阿联酋、伊拉克（15分）、卡塔尔和沙特（13分）差距明显，还排在印尼（12分）、阿曼（11分）、巴勒斯坦（10分）之后。仅18强赛的成绩就已形成明显的三个梯队，国足处于事实上的亚洲三流。
国家队亚洲定位的标准非常简单：两个世界杯周期内球队在亚洲正式比赛的表现，与其他亚洲球队的同周期对比。何慧娴提出中国“亚洲二流”论时，国足正处于1998年世界杯周期。1994和1998年两个世界杯周期内，国足在1992年亚洲杯虽获季军，但在那届比赛的常规时间内5战仅1胜；1996年亚洲杯国足4战1胜排名第8，是自1976年首次参加亚洲杯以来的最差战绩；1993年世预赛国足无缘六强赛，1997年十强赛3胜2平3负排名第3无缘附加赛。当时国足已无法在正式大赛战胜韩国、日本和伊朗，两个世界杯周期内与沙特对阵6次仅胜1场，处于明显下风。两届世界杯预选赛均排名前3位的韩国、日本、沙特，以及对国足优势巨大的伊朗队形成亚洲第一梯队，国足“二流”论符合客观现实。
2018年7月开始启用的世界排名系统，也可作为亚洲足球“分流”的直观参考。最新世界排名积分，日本、伊朗、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在1500分以上，领先第5名卡塔尔积分优势接近120分。这四队世界排名都在前25名之内，领先第5名卡塔尔至少29名。包括卡塔尔在内，其余亚洲球队都在50名之外，日韩伊澳在亚洲是绝对的第一梯队。
亚洲三流都不稳
综合国足在最近两个世界杯周期亚洲正式赛事的表现，以及与其他国家队的成绩对比来看，国足在亚洲的确是三四流，甚至亚洲三流都未必能稳坐。
无论是最近两个世界杯周期的大赛成绩、与前两个梯队球队的对阵成绩，还是世界排名积分和名次，如今的国足都是亚洲三流，甚至连亚洲三流都未必能稳住。
【历史交锋】
北京时间6月30日8:00，美洲杯小组赛第3轮，凭借劳塔罗的梅开二度，阿根廷2-0完胜秘鲁。
国米前锋劳塔罗在本届美洲杯的表现十分抢眼，包括本场比赛的2粒进球在内，他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全部进球，共计打进4球。
根据数据网站统计，劳塔罗就此成为史上第3名在美洲杯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全部进球的球员，另外两位是万乔普和阿里斯蒂扎巴尔。
（Echo）
【球员介绍】
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，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。
对于媒体的问询，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“姚主席在单位呢”，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：“别听那些，谣言！”
前男篮教练、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：“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，他跟队时间最长，对训练、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，很内行，我对他很有信心。”
说这话时，是男篮兵败之后，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，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，暗指的就是姚明。
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，推广小篮球项目，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；
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、工资帽制度、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，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，避免少数球队垄断，促进联赛整体繁荣；
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，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，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，难免碰壁。
一方面，主抓国家队成绩，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也许抓好国家队，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。反之，则会……
比如“双国家队模式”的尝试，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；
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，但在篮球圈里，根本没人信。
所以，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，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，未能挽狂澜于既倒，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。
其实在姚明上任前，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。
在任上，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管办分离的改革，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，依然“中途半端”，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，似乎有了争议。
例如体教结合、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。可惜，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，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。
在姚李上任之初，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，很多人认为，李金生的使命，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，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，让篮协去行政化，真正迈向职业化。
2017年姚明上任时，总局下发《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篮管中心的“业务”职责移交给篮协，舆论一度欢呼这是“脱钩”了。
而在2017年前后，改革的大方向是：管办分离，改变行政体育思路，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不过，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，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，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。
李金生是科班出身，北京体育学院毕业，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，当过中国男篮领队、竞赛部主任等，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。
当然，有时候，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。
在男篮输给菲律宾，无缘奥运会后，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：“承担责任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我辞职回家，杭州离上海也近；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（改革）”。
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，密集推出的时间点，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，而中后期的姚主席，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。
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，至今已有7年，他上任之初，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，而当时的大环境，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。
换句话说，摸石头过河的同时，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，一旦改革效果不好，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。
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：中国篮球改革“需要一场大手术，而不是小修小补”，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，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：大手术在哪儿？
举个例子，同在2017年，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（于前一年撤编），足协与总局在“形式上”脱钩，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。
同在2017年初，李金生接替信兰成，成为篮管中心主任，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，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。
可也许更该提出的，是这样一个问题：
当然，至于后来“脱钩不脱离”的名言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所以，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，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？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，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，甚至被收回？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。
姚明任期内，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（2018/202），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，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。女篮方面，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，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。
有这样一句话，在时代大势面前，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。
在中国体育圈，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。足管中心早早撤销，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，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。
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，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？该怎么做？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”
但时至今日，在重大决策时，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。篮管中心的高层，兼任篮协副主席，既是协助姚明工作，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，可谓“既是副手，也是上级”。
姚明上任一年后，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，“姚李搭档”只存在了一年。
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，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。
也许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姚主席是技术官僚，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过去，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（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）和项目协会（例如足协、篮协），通常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，管办不分、政事不分。
现在看来，当一条路走不通，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，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。
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——国家队成绩——的滑坡，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。
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，更像是“小修小补”，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，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，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，能够说了算的吗？
而要走好这一步，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，比如姚明。
姚明出任篮协主席，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。那个时候，姚李组合的出现，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。在当时，“去行政化”是整体改革方向。
众说纷纭，至于事态如何发展，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。
2014年仁川亚运会，中国男篮排名第5，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；2017年男篮亚洲杯，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，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。
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，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，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。
在姚主席上任时，李金生说：“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，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，他干事很钻研，当篮协主席很合适，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”
但也有消息源披露，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，而临时接替他的，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。
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。（李普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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